發票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消費者而言，是購買商品、接受服務的交易憑證。對于企業而言，發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密切相關，是企業會計核算收入、成本、費用的原始憑證，是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基礎依據，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企業抵扣稅款的必要憑證，更是稅務稽查關注的重中之重。

但由于經濟利益的存在，實踐中交易雙方關于發票的紛爭卻并不少見。以對方未開具發票為由拒絕付款的有之，收了錢只給收據不開發票的有之，更有甚者連收據都沒有的也很常見。

按照正常人的理解，買東西開發票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你要不給開發票，我就去法院告你，咱就不信法院還能說你有理。然并卵，如果雙方對是否開具發票未作約定的，你去法院起訴還真不一定能打贏官司。

實務中，各地法院對于訴請開具發票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有以下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有著截然相反的判例。

一、開具發票屬于行政法律關系而不是民事法律關系，由稅務機關處理，應駁回訴請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1395號案件中認為，開具工程款發票是富隆公司應承擔的法定納稅義務，而非民事義務。二審法院認定開具發票屬于行政法律關系而不是民事法律關系，駁回宏豐公司該項訴訟請求，該認定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8）贛民終565號案件中認為，依法開具發票是當事人行政法上的義務，應由相應的行政管理機關進行管理，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管轄范圍。因此，對于開具發票的問題，應依循行政途徑予以解決。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19）閩民申3145號案件中認為，發票的印制、領購、開具、取得和保管等活動均屬國家稅務機關統一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可向國家稅務機關舉報違反發票管理法規的行為，違反發票管理法規的行為應由國家稅務機關受理審查。黃宗圣單獨起訴要求源利達公司開具增值稅發票，應由有關的國家稅務機關處理，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的情形，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即其起訴不符合法定的起訴條件。一、二審法院據此裁定不予受理，并無不當。

二、開具發票仍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范疇，法院應當依法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一終字第4號案件中認為，收取工程款開具工程款發票是承包方稅法上的義務，無論是否在合同中明確約定，要求承包方收到工程款后開具相應數額的工程款發票也都是發包方的合同權利。因此，溫商公司要求中天公司收取工程款后開具相應數額的工程款發票的請求應予支持，一審判決認為該請求不屬于民事審判解決的范圍并不予審查，屬適用法律錯誤，予以糾正。（筆者按：該案判決曾被后續許多同類案件中的原告援引，作為訴請理據）

遼寧高院在(2019)遼民終323號案件中認為：《發票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廣廈公司收取案涉工程款后應向付款方東方公司開具收款發票。東方公司要求廣廈公司開具收取工程款的發票于法有據，且開具發票亦為廣廈公司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附隨義務，一審判決支持東方公司該項訴請正確。

重慶高院在(2016)渝民申922號案件中認為：雖然雙方簽訂的買賣合同沒有明確約定方馳公司應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賣方若不向買方交付增值稅專用發票，將給買方造成多繳增值稅的損失。結合民事行為的誠實信用原則以及本案中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等，向買方交付發票的義務不僅是稅法上的義務，也應是合同的附隨義務。故雖然本案合同沒有明確約定，方馳公司也應該履行向山航公司交付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義務，山航公司也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方馳公司交付發票。

【江浙法院觀點】

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9）蘇11民終3180號案件中認為，合同簽訂后，銷貨方即恒昇公司在銷售貨物給松鐵公司，且松鐵公司已實際支付價款10680343元，恒昇公司應當按照法律規定及合同約定向松鐵公司開具增值稅普通發票。松鐵公司變更訴請開具發票的金額為1591235.25元，小于其實際已付款金額，故予以支持。若恒昇公司確另有增值稅發票未開具，松鐵公司可另行主張。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6）浙05民終1128號案件中認為，發票的開具屬于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不屬于本案的審查范圍，禾誠公司如認為吉天公司未按規定開具發票可向稅務部門反映。

那么，要求對方開具發票就這么難嗎？向人民法院起訴到底可不可行呢？

【法話石說】

筆者認為，人民法院應予受理并作出裁判。開具發票既是出賣人稅法上的義務，也是其民法上的義務。即使雙方合同對此未作約定，出賣人亦有履行從合同義務的義務。

《增值稅暫行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納稅人發生應稅銷售行為，應當向索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買受人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銷售商品、提供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對外發生經營業務收取款項，出賣人應當向付款方開具發票；特殊情況下，由付款方向出賣人開具發票。而《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條亦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或者交易習慣向買受人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七條對“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的解釋是：包括普通發票和增值稅專用發票。

從流轉稅的角度看，買受人為企業的，如不能取得發票，該項支出將無法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如不能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亦不得抵扣稅款。如此一來，出賣人不開具發票將會造成買受人企業的經濟利益直接受損。

《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發票爭議顯然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具有訴的利益，應屬于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如果法院一味將開票問題推給稅務機關，并不能解決付款方的實際損失問題，將導致買受人喪失最后的救濟途徑。

【實務建議】

既然司法實踐中仍存在不被支持的情況，企業在日常經營中應如何應對呢？

一、加強企業各類交易合同的合規審查，將開具發票作為合同必備條款并約定違約責任

無論交易合同由哪方提供，購買方應在合同中明確出賣人開具并交付發票的義務，并對發票的種類、開具要求、交付時間、交付方式、不開具發票的違約責任等進行明確約定，以最大限度規避無法取得發票的風險。

二、在對方拒絕開具發票時，第一時間通過其主管稅務機關解決

開具發票是出賣人在稅法上的法定義務。如果出賣人應當開具而未開具發票的，可以向其主管稅務機關投訴處理。主管稅務機關可以根據《發票管理辦法》第35條的規定，對其采取責令改正、處以罰款、沒收違法所得等行政措施。訴訟不是解決爭議的唯一途徑。大多數情況下，通過主管稅務機關的介入已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應是買受人解決發票紛爭的首選途徑。但需要注意的是，企業應及時提出訴求，盡量不要跨年度補開發票，至遲應在年度匯算清繳前取得發票，以免增加會計處理難度或影響企業所得稅申報繳納。

三、如稅務機關不能解決或已造成實際損失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出賣人賠償損失

通過稅務機關的前置處理再提起訴訟，會使人民法院更有理由受理案件。即使合同中未對開具發票作出約定，人民法院仍然可以根據《民法典》的規定，判決出賣人履行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的義務，也可以根據交易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來認定出賣人具有從給付義務。如果已造成給買受人造成實際損失的，買受人還可主張賠償相關損失。

【延伸問題】

一、開具發票到底是出賣人的隨附義務還是從合同義務？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2017）滬02民終1219號案件中認為，鑒于雙方之間的合同并未就開具發票作出任何約定，且即使有約定，開具發票本身也只是合同的附隨義務，蒯立斌則以此為由拒付租金顯然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據。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1003號案件中認為，就《建筑施工物資租賃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而言，中天公司向正富公司支付租金是中天公司的主合同義務，而開具發票是正富公司須履行的從合同義務，中天公司不能以正富公司應開具發票的從合同義務來對抗其應履行的主合同義務。

筆者認同上海一中院的觀點。民法理論認為，給付義務分為主給付義務和從給付義務。對應買賣合同而言，出賣人交付貨物，買受人支付價款是為合同的主給付義務。《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九條規定的“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或者交易習慣向買受人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屬于從給付義務。從合同義務雖不具有獨立性，但僅相對于主合同義務而言，并不影響其作為訴訟中的獨立請求，而隨附義務不能成為獨立訴請。《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叢書: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書中亦持此觀點。

二、能否在合同中約定“如出賣人不開具發票的，買受人有權在價款中扣除相應的稅款金額”？

該約定無效。無效。無效。

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在（2019）蘇11民終3180號一案中認為，雙方關于“如恒昇公司開不出發票按混凝土款的金額7%扣除稅收款”的約定，系約定免除銷售方開具發票法定義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的禁止性規定，屬無效條款，故對松鐵公司該項訴請，不予支持。